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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舅舅（第2页）

到时候我来教你怎么做。送的人对苏梅兰说。我们后来叫她啤酒花大婶。啤酒花大婶有三个女儿，大的和胡桃差不多年纪。苏梅兰说要不是她自己的女儿还小……苏梅兰说了半句，后面半句没说。

啤酒花种在院子里，见风就长，很快爬满了架子，到了夏天，铃铛一样的啤酒花一嘟噜一嘟噜地悬挂着，散发着苦味的芬芳，黄昏时，苦味会变得更浓。八舅舅说，他闻到一种类似于惆怅的东西。在没有计划去澳大利亚以前，他从来不知道惆怅是何滋味。啤酒花大婶借口来看啤酒花的成长状况，经常往我家跑。再有三个月就可以做啤酒了。她说。这三个月她每隔几天就来我家一趟，每次都认真地计算着可以做啤酒的时间，好像做啤酒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其实她心里计算着的重大事情是给四舅舅、六舅舅和七舅舅介绍对象，介绍了几个，都没成功。她又锲而不舍地想给八舅舅介绍。苏梅兰的手摆幅很大地摇晃着，老八，算了吧，他还不到找对象的年龄。啤酒花大婶不听，在大街上堵住八舅舅，向八舅舅介绍一个伊犁毛纺厂的纺织女工。伊犁毛纺厂是一个很大的厂子，几千号人，感觉伊犁所有的姑娘都在毛纺厂上班。八舅舅一听是毛纺厂的就拒绝了，他对毛纺厂的姑娘有偏见，认为毛纺厂的姑娘脑子里的思维跟她们纺出来的线一样又细又直。啤酒花大婶问八舅舅想找个什么样的，八舅舅想了想，说，找一个不那么正经的吧。啤酒花大婶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啤酒花大婶走后，八舅舅揉了半天耳朵，感觉耳膜受了伤。八舅舅跟我们说，这女人的声音也太奇特了，像一根金属丝，能穿透大街上喧哗的人声，又尖又细地刺入人的耳朵。

啤酒花大婶后来又给八舅舅介绍过一个长辫子的姑娘，是红旗大楼的售货员，她直接把姑娘带到我们家，让她和八舅舅在啤酒花架下见面。那时候啤酒花由淡绿开始变黄，终于到了可以摘下来做啤酒的时候。啤酒花大婶一边教我妈做啤酒的流程：加水，加蜂蜜，加发酵素，加……一边用眼睛偷瞄长辫子姑娘和八舅舅的动静。长辫子姑娘扭着身子告诉八舅舅，她的头发实在太长了，有一次她险些被自己的头发勒死。她说话的时候，身子就那样不停地扭来扭去，垂在屁股下面的辫子像两条蛇，辫梢翘起来。八舅舅跳起来，骑上自行车就跑了。

二舅舅不怎么想去澳大利亚，坐在我家火墙边的矮凳子上勾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莫合烟。他卷的莫合烟又粗又大，是别人的两倍，吐出的烟把他自己笼罩在里面。二舅舅是八个儿子里面最像曹大爷的。长得像，性格也像。曾经有个同事，在高空作业的时候，故意把二舅舅留在危险而寒冷的铁架子上悬挂着下不来，二舅舅的愤怒在高高的地方陡然增加了两倍。他下来后把那个说话总是结结巴巴、喜欢背后捉挟人的家伙打得从此以后再也不结巴了。二舅母是察布查尔县纳达齐牛录人，农村户口，没有工作。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户口得随二舅母，也是农村户口，将来也没有工作。如果不是户口问题，二舅舅是不想去澳大利亚的。

曹大娘也不想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实在太遥远了，远得让她恐慌。大舅舅几次三番，用动听的语言劝说曹大娘。大舅舅说当初锡伯族人祖上从沈阳西迁伊犁，走了一万多里才到达察布查尔，说起来路程不比到澳大利亚近多少。

去澳大利亚可以坐飞机，十几个小时就飞到了，西迁可是走了一年零三个月，那时候伊犁河对岸的察布查尔还是一片长满了芨芨草的土地。这么多年下来，锡伯族人不也在这片地方生活得蛮好，把芨芨草变成了胡麻和麦子。去了澳大利亚，一样可以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来。曹大娘说，我老了，啥也不想开辟了。

大舅舅开导曹大娘的时候，八舅舅在旁边不合时宜地凑热闹。八舅舅说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是英国用来流放囚徒的地方，四面都是海水，被大海包围着，囚徒到了那里想跑都跑不了。那块板块除了靠近海岸的地方，其他大部分都是长满了仙人掌的沙漠，比起长着芨芨草的察布查尔差远了。大舅舅对八舅舅说，我真想用驴尾巴塞住你的嘴。自从全家都需要依靠他移民澳大利亚后，大舅舅就没从前那么肉了。

八舅舅的话让曹大娘加深了恐慌。但是曹大爷说，去吧，八个儿子都去了澳大利亚，我们留在这里，就像两座坟堆留在荒地旷野里。曹大爷的话像暮色的阴影在院子里扩散，让人感觉到悲凉。

一九八〇年，大舅舅一家办好了移民手续，走的时候我们去送他们，长途汽车站乱糟糟的，空气中飘荡着一股尘土味。有人赶着毛驴车来送人，几个人合力把贴了金箔的伊斯兰风格大木头箱子用绳子吊起来，艰难地往班车顶上的行李架上拽。每个乘客都带着那么多的行李，车顶高高的、庞大的行李架让人担心班车会底朝天翻过来。大舅舅他们带的行李最少，他们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扔下了，曹大娘责怪他们连穿的衣服都不多带几件。那边的东西比这边的好。大舅母谁也不看地说。她昂着头，视角刚好对着车顶高高的行李架，于是发现那只很大的木头箱子压住了他们的行李。大舅母让大舅舅去交涉一下，大舅舅就去交涉了，操着羊毛胡同驻花城办事处的辞令告诉赶毛驴车的老汉，如果不把木头箱子从他们的行李上挪开，后果自负。赶毛驴车的维吾尔族老汉不理会大舅舅的交涉，他听不懂后果自负是个啥意思。大舅舅想跟他解释，但是维吾尔族老汉的毛驴在一旁大叫起来，大舅舅根本插不上嘴。大舅母见状生气地扭身上了车，她在座位上坐下来，直到车开也没有挥一挥手或者说点什么道别的话。她压根儿就没觉得有和大家道一下别的必要。我和姐姐胡桃是第一次见到大舅母，以前她一直像一个传说一样存在于我们的口中，这也给她的身上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我们对她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好奇心。等真的见到她，我们觉得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洋气和漂亮。大舅舅的两个儿子，曹魏和曹营，一个在技校上学，一个在伊犁水利水电学校上学，都还没有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书，这个证书对他们已经没有用了。他们会说俄语，这个在澳大利亚一点用都没有，澳大利亚说英语，去了那边，他们必须先学会英语。

班车磨蹭了很久，过了点还迟迟不开。从伊宁去乌鲁木齐的班车，路上要走两天或者三天甚至四天，这要由天气情况和司机的心情而定。

到了乌鲁木齐后大舅舅他们将坐火车到上海，三天四夜。火车一般会晚点几个小时。之后从上海坐飞机到香港，再在香港转机飞澳大利亚。一路够折腾的。

大舅舅一家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闹了个笑话，他们看见大街上扔掉的旧电视机，赶紧跑去捡，后来发现，在澳大利亚，电视机实在是太普遍了，旧了就扔掉买新的。这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没想到大舅母那么高傲的人，去了澳大利亚也跟乞丐一样捡垃圾箱里的东西，苏梅兰说。第二年，大舅舅从澳大利亚寄回来一台电视机，彩色的。苏梅兰跑去确认了一番，是新的，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那时候白天没有电视节目，晚上才有。一到晚上，全羊毛胡同的人都跑到曹大娘家看电视，把院子挤得满满的，连站都站不下，有的爬到树上或者骑在围墙上看。那一年中国女排得了冠军，人们都在谈论女排精神，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涨士气中。二舅舅隐隐预感到这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兆头，他跟曹大爷说他不想去澳大利亚了。曹大爷不发话，坐在火炉边一口接一口地喝滚烫的浓茶。曹大爷在羊毛胡同是个传奇式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某一年，曹大爷从迪化回伊犁———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经过三台的时候，牧民在海子边宰杀一头牛，风把牛死亡的消息传播得满天都是，乌鸦和鹫盘旋着飞来。一路上，曹大爷都能闻到血腥味。穿过果子沟，等到了芦草沟，曹大爷分辨出血腥味里隐含着sharen的气味。他避开大路，在果园、杏园、沙枣园中绕来绕去，绕回到伊宁，经过大巴扎的时候，看见大巴扎的通道上高高地悬挂着几颗人头。那几天迪化的风向突然转变，当局开始对一些思想进步的人下手，芦草沟和惠远古城都设有卡子，曹大爷如果被逮住，人头也会挂在大巴扎的通道上。

八个儿子里面二舅舅遗传曹大爷的性格最多，二舅舅从小就比别的兄弟反应敏捷，他能伸出筷子隔着老远夹起馅最多的那一个韭菜盒子；喝羊骨头汤，他也能准确地端到骨头上肉最多的那一碗。因此二舅舅从小就比其他几个舅舅长得高大，走起路来像一匹迈开大步的骆驼，四十五码的脚能把地踩出一个坑来。这样一个强大的二舅舅，曹大爷不发话，他就不敢把刚才的想法再提第二遍。

二舅舅私下对苏梅兰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干呢？买台钢磨，开个磨面坊，以后再扩大成磨面厂。苏梅兰因为胡嘉木，从一个保育所的老师沦落为面粉厂工人，每天回家，顶着一头霜雪一样的面粉出现在我们面前。苏梅兰对这样的生活抱怨连天，曹大娘一家去澳大利亚，苏梅兰也起了去的心思，但是因为不是直系亲属，申请移民比较难。二舅舅不赞成我们也去，觉得去澳大利亚，眼下看着挺好，毕竟，澳大利亚是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但澳大利亚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而中国一切刚刚起步，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苏梅兰对二舅舅的话不甚明白，对二舅舅的提议，报以长叹。自己干要有本钱，一台钢磨几千块钱，那可是一笔巨款，你叫我上哪儿偷去？苏梅兰摊着两手问二舅舅。

年底的时候，曹大娘一家的移民手续办好了，他们把房子卖了，把带不走的很多东西包括那台令人羡慕的彩色电视机留给了我们。一家三十多口人，也算是队伍庞大，漂洋过海地举家搬迁，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曹大娘对我们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这一去，可能这辈子再见不着你们了。曹大娘的话让大家心里涌起莫大的悲伤。

曹大娘一家去澳大利亚后，原本住在一起的大家庭分散了，大家各过各的。曹大娘和曹大爷跟着二舅舅一起生活，他们找了一处平房住下来，平房靠近海，有点不那么整洁，像贫民区。曹大娘晚上盯着月光照耀的大海，担心那些海水会让她尿床。白天，曹大娘呼吸着苦涩的海风，坐在那里唉声叹气，她每叹一口气，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吞掉一口。还好，有二舅母经常做烧茄子和烧辣子给曹大娘吃。如果没有烧茄子和烧辣子，曹大娘也许就真的完蛋了。

这些是八舅舅告诉我们的。八舅舅去了澳大利亚后经常给我们写信，信里说的都是他们在那边的生活状况。刚去的时候，几个单身舅舅挤在一间面积很小的房子里，晚上睡觉几个人盖一床被子。澳大利亚什么都贵，他们什么都买不起，真后悔去的时候带的东西太少，以为去了澳大利亚会应有尽有。而要想找到工作，得先学会英语。几个舅舅一边吃着当地zhengfu发放的免费购物券领来的牛奶、鸡蛋、面包之类的食物，一边吃力地学着英语。他们觉得英语比维吾尔语或者哈萨克语难多了。舅舅们磕磕巴巴地学了半年，学会了一点英语的六舅舅和七舅舅终于在一家装修公司找到了工作，他们干的活儿是往墙上喷涂料。

八舅舅干的是电工，他本来还想着去了澳大利亚能当个兽医，澳大利亚羊多，应该需要兽医，但最终他只能干一些出卖体力的工作。四舅舅连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也找不到，在华人区推着早餐车卖早餐。我们看了八舅舅的信并不怎么替他们发愁，我们按我们的方式去想象澳大利亚，觉得舅舅们在那边生活得应该挺美好。

八舅舅起初把信寄到羊毛胡同，邮递员来送信的时候都是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信不是交给前面的邻居代收就是交给后面的邻居代转，邻居们对澳大利亚的来信充满好奇，他们也想知道曹大娘一家在澳大利亚的状况，有时候就把信拆开来看。等信交到我们手里，已经被很多人看过了，好像八舅舅的信是写给整个羊毛胡同的，谁想看都可以看，就跟报纸一样不具备私密性。有一次邻居把一封拆过的信交给我们，等我们把信看完，邻居问能不能把八舅舅的信给她，澳大利亚的信纸很精美，浅蓝色的底子，印着小花，她女儿想要收藏信纸，这种信纸我们那儿没有。无奈之下，我们后来就让八舅舅把信寄给胡桃。胡桃初中毕业考上了伊宁卫校，她上课用的人体骨骼标本就是当年胡嘉木在戈壁滩的野坟里挖出来的。学校收信比较正规，有传达室，信不会被别人拿去随便拆看。胡桃平时住在学校集体宿舍，星期六才回羊毛胡同，把信带回家。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坐在桌子前读八舅舅的信。有段时间，读八舅舅的来信成了我们一家重要的事情。我们读完信，然后认真讨论信里一些我们没怎么弄明白的事情，比如“开趴提”，八舅舅就是那样写的。他说他生日的时候开了场“趴提”，参加的都是些华人朋友。他们住在华人区，邻居都是华人，大家说话，英语和汉语切换着用。这点和羊毛胡同有点相似。我们让胡桃回信的时候记得问一下“趴提”具体是什么。因为信是胡桃收的，回信也就由胡桃来回，以前都是胡嘉木写回信。胡嘉木写得一手好字，他在农科所工作，每天像个老农民一样和种子苗木打交道，写字的才华无用武之地，憋得慌。给八舅舅写回信，胡嘉木格外认真，一封信被他写得像是钢笔字帖一样漂亮，而且洋洋洒洒好几页，几乎每次都超重，要贴很多张国际邮票。胡桃负责写回信后，八舅舅写给我们的信里，总要另写一封给胡桃，胡桃刚开始还拿给我们共享，后来就不愿意共享了。我们收到八舅舅的信也越来越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八舅舅和我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干脆就变成了八舅舅和胡桃两人之间的事情。胡桃有时将信的内容跟我们简要说一下，有时啥都不说。问她，她说信是写给她的，她有权不说。

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是干瞪眼。

我们一直想知道二舅舅在那边的情况，但是二舅舅很少给我们写信。我们只是通过八舅舅的来信得知，二舅舅干的是野外工作，经常去一些沙漠地带，大家很少见到他；见到的时候，他一般都是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嘴唇晒爆了皮，人黑得像澳大利亚土著。不过二舅舅在这边的时候就跑野外，就经常晒得很黑。这么说来，二舅舅去了澳大利亚，干的工作基本和国内一样，也算是没有改行。但八舅舅说二舅舅在野外工作队里只是负责扛勘探仪器，不过，华人比澳大利亚土著的待遇要好很多。野外工作队里当向导的基本是土著。白种人没去之前，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原住民过着住帐篷的游牧生活，以采集和打猎为主，过得自由自在，白种人去后，土著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直到十多年前才刚刚获得平等的身份，拥有了选举权……八舅舅写的这些状况一样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在我们的感觉里，舅舅们在一个过生日都要开“趴提”的国家生活，美好的方面一定大于不美好的方面。

二舅母的状况就很令苏梅兰羡慕，二舅母在中国人开的餐馆当洗碗工。澳大利亚有很多中国人开的餐馆，二舅母白天去一个餐馆洗碗，晚上去另一个餐馆洗碗，母牛一样健壮的二舅母一个人挣两份工资。苏梅兰说可惜这儿没有可以挣两份工资的地方，有的话她也可以这么拼命地挣钱，挣了钱买一台钢磨自己干。已经有人买了榨油机，在东城三岔路口的地方开了榨油坊，榨油机白天连着黑夜轰隆轰隆地响着，榨油的人排着老长的队等着榨油。包产到户后，察布查尔几千亩地的胡麻和霍城县一直种到了边界线的油葵多得榨不完，榨油坊一天挣的钱，抵得上苏梅兰一个月的工资。

苏梅兰动了买钢磨的心思后，让胡桃给大舅舅写封信，看能不能借点钱。

大舅舅一家去得最早，澳大利亚工资高，大舅舅肯定已经积累了点钱。但是胡嘉木不让写。八舅舅隐约透露过，大舅舅在那边状况并不好，大舅舅在这边是坐办公室的，到了那边什么技术都没有，英语也不行，到现在还说得磕磕巴巴的，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在家闲待着，靠领失业救济金生活。大舅母因为有她的姨妈帮忙，在一家酒店找了份工作。大舅母具体干什么工作，八舅舅也不是很清楚，就算漂洋过海去了陌生的地方，大舅母还是和这个大家庭格格不入。没去澳大利亚以前，大舅母在伊犁宾馆工作，每天冷着脸坐在那里开开票、收收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伊犁宾馆是伊宁市条件最好的宾馆，苏联援建中国的时候，苏联专家来伊宁就住在那里，大舅母有资格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苏梅兰没想到大舅母到了澳大利亚还是在高人一等的地方工作。直到一九八五年四舅舅回国，我们才知道，在澳大利亚，去酒店工作，一点不高人一等。服务员干的工作不像在伊犁宾馆那么清闲，要帮客人搬行李、送咖啡，得微笑着跟客人说话，不能冷着脸坐在那里，更不能高高在上。四舅舅还透露，大舅母在酒店干的工作基本不用跟客人打交道，因为大舅母带着上海腔的英语澳大利亚人听不懂。大舅母在伊宁的时候，说话故意扬着上海腔，只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上海人。和她一起来伊宁的知青，都学会了用伊宁人的腔调说普通话，大舅母觉得土，就是不说。这能怪谁呢？我们实在想不出在酒店什么样的工作是不需要和客人打交道的。厨师？可是大舅母饭都不怎么会做，怎能当厨师？四舅舅说打扫卫生的清洁员一般不需要和客人有语言交流，只需低头干活儿就行。苏梅兰啊了一声。四舅舅又说，澳大利亚酒店卫生间的卫生一天到晚要有人不停地打扫，上厕所的人走了，就要进去打扫一遍，洗手的台子要擦得干干净净。苏梅兰又啊一声，这太让她想不到了。大舅母在澳大利亚，干的竟然是在卫生间打扫卫生的工作，虽说澳大利亚的卫生间比我们这边的厕所高级，但卫生间和厕所的性质终究是一样的。

四舅舅回来是找对象来的，五舅舅结婚比较早，本来四舅舅没结婚，五舅舅是不能比四舅舅早结的。四舅舅是个慢性子，找个对象也慢吞吞的，五舅舅早早地就找好了对象，等了一年，又等一年，等不及，就先结了。去澳大利亚前，也有不少人给四舅舅介绍对象，四舅舅不急，说澳大利亚也有女人的。去了澳大利亚，四舅舅找不到工作，每天在街头卖早餐，没有人找刚去澳大利亚没有工作的四舅舅结婚。四舅舅只能回来找。四舅舅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胡桃刚工作，医院里国庆节排练节目，录音机老卡带子，胡桃把四舅舅带回来的双卡录音机带到医院，顺便把四舅舅也带去看她们排练。四舅舅再回澳大利亚的时候带走了其中一个叫黄丽玲的护士。这速度，和四舅舅一贯的慢性子形成鲜明对比。胡桃说，她本来想把同科室的林静介绍给四舅舅的，没想黄丽玲下手比林静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