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宝小说

近100种之多有何不可（第2页）

g、“同乡一位庸医在本乡真的是‘三世行医，一方尽知’，总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剩了三方。”

h、“鸿渐一眼瞧见李先生的大铁箱，衬了狭小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整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那大箱子能从大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

i、“门口桌子上，一叠饭碗，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像沾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走近了，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

j、“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

k、“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l、“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

m、“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畅’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

呜呼，从小学起尊敬的老师就教我们“比喻是将一样东东比为另一样东东，要有本体和喻体。”我们也不负师望，在作文中把gongchandang比为太阳，将老师比作园丁，把父母看成高山大海……但我们没料到的是，原来比喻还可以像钱钟书这般风趣兼深刻、大胆又贴切！钱本人对此曰：“比喻的两方之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比喻在钱某人手里，已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形成了艺术小说的独特魅力，这点是诸家望尘莫及的，譬如以上j段，换了鲁迅，可能仅写成“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科学家，辈份很是高的。”再如b段，换成茅盾，可能写至“不容许自己插口”也就鸣金收兵啦——两者虽同样将事实交待清楚，但毕竟削了许多趣味与可读性，就像路边摊的风尘馒头，不敌麦当劳的夹层汉堡也。

走进《围城》，犹如走进了一座奇妙的大观园，令你随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或大笑，但，若由此将它理解为喜剧也就欠妥了。事实上，《围城》是一颗糖衣黄莲，它以讽刺、调侃做成可笑外表，内中蕴含的却是人生之大悲大痛大苦楚。能将人生苦楚写得这样洒脱，此何等胸襟也？在钱某人笔下，主人公方鸿渐先是喜欢清纯靓丽的唐晓芙，然而追不上，后来又认识了“千方百计”的同事孙柔嘉，并一步步踏入对方苦心张罗的爱情陷阱，导致不幸婚姻——恋爱、婚姻的双重悲剧，影射着人生的困惑与无奈。在作者笔下，方鸿渐成了无能、落魄兼耍点小聪明的知识分子代表，这无疑是个既可笑又可怜的悲剧人物。

《围城》之笑，是种“含泪的笑”，玩笑之余，让你回味情感、事业及人生的种种酸甜苦辣，应是笑面悲剧。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六章专章对钱钟书展开探讨，有段话评曰：“这部小说（即《围城》，老权注）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说它最有趣最用心经营，我想大致不会有人翻脸，盖《围城》的艺术手法是美仑美奂的，在它面前，鲁迅的讽刺显得生硬，茅盾的叙述显得呆板，王朔的调侃显得肤浅，至于现时人们津津吹捧的日本村上春树的比喻，那更是小儿麻痹了。阿兰？帕诺伯在《围城》法文版序曰：“《围城》是一篇杰作。其它同时代中国小说所缺，却为该书所有：它形式完整、严谨的结构使各章浑成一体；它气势雄浑，凝重集中，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了宏伟的画面，铺排成连绵的故事。”孙珺同志亦评：“作为一名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学者，钱钟书进行的小说创作具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智性和心理优势……”纵然，若说《围城》系最伟大的一部，恐反对者要跳出来“干你娘”——哪个臭鸟说《围城》最伟大啦？“鲁郭茅巴老曹”尚未开口哩，你《围城》出来搅啥混？

嗟夫，反对的理由，不外乎该书缺乏“爱国主义”，反对者云，《围城》写于20世纪40年代初，时中国正进行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而钱某人却偏居一隅，写了这部与抗日主题相去甚远的“资产阶级作品”。小说中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等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抗厌战情绪，实属置国民危机之“大我”于不顾的小人。

为了进一步削掉《围城》“最伟大”的帽子，反对者还列举原书的话，证明钱钟书不够爱国——“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坍了火车站，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有磨掉的生命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呜呼，诸如此类调侃、讽刺性的句子，真能证明钱某人不爱国么？

马克思同志提示我们，批判事物，其方法可有两种，一曰正批，一曰反讽。相较而言，反讽的难度系数大得多，盖反讽要求作者从侧面、多角度地对事物进行批判，即“以迂为直”，其深度、广度百倍于正批。钱某用“倾城倾国”、“热闹”、“生意”等字眼淡描战争，表面上是一派无所谓的脱离尘世的样子，实则对战争深恶痛绝！个中爱国精神又岂是那些将“小我大我”挂在嘴边的“爱国人士”所能理解的？

诚然，《围城》的主题词是“婚姻”与“知识分子”，与“抗日”挂不上钩，但这妨碍它成为伟大小说了么？难道抗战时期就非得出舍生取义英勇报国的作品？与《围城》同期，中国不乏抗战作品，如纪仇的《意想不到的残暴》，夏衍的《广州在轰炸中》，宇文、济民的《台儿庄血战速写》——然而时至今日，这些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到哪去了？另外，“文革”前后的《东方日出》、《胜利在前》、《思想改造》等等，这些曾被标榜为“时代象征”的作品又溜哪去啦？

可见，真正经典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其魅力在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气质，而不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西游记》是个极佳说明）。

话又往回说，《围城》是否脱离了时代特征呢？no，《围城》又被称作“新《儒林外史》”，徐启华曰：“《围城》对黑暗腐朽事物的揭露，对某些知识分子身上千百年封建社会沉淀的陋习，小资产阶级的空虚、懦弱的精神状态的挖掘，可以给人这样的感受：‘中国社会亟待革命’……”哦，原来当时的社会除了八格牙鲁的日本鬼，还有这么一群落魄的书生。

部分评论者认为，若《阿q正传》宣布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子夜》宣布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梦想的破产；《围城》则宣布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失败。

综上，余以为《围城》是近代文学百花园中开出的一朵妙趣横生、精彩夺目的奇葩。我们的语文课本不应只提“鲁郭茅巴老曹”而忽略那个叫钱钟书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