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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从一首歌词说开并代序 (1)（第3页）

　　而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仓央嘉措是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做出这种评价的基础，不仅仅在诗歌数目上，而且，关乎诗歌的质量。

　　很简单的逻辑推断是：一位爱好写诗、写了很多诗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诗歌爱好者，但不能武断地判断他是诗人，这还要评价他的诗歌成就。

　　引领仓央嘉措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是一本叫做《诗境》的著作。在仓央嘉措的有关文献中，记载了他从小学习这本书的经历。

　　《诗境》最早是一部古印度的梵语作品，作者为檀丁。13世纪初期，藏族学者贡嘎坚赞将其译介到藏地，后来经过数代藏族学者的翻译和重新创作，最终成为藏民族自己的重要美学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大致上可以分为诗的形体、修饰和克服诗病等三个基本内容。因此，它事实上也是一本诗歌创作指南，尤其在诗歌写作方法的修辞学方面有极大的实用功能。可以说，它是藏族诗学体系的根，是奠定藏族诗歌创作技法与风格的源头。

　　而由于这本书的译介，使得藏族文学在诗歌领域产生了一次变革，在此前，藏族诗歌流行的是“道歌体”和“格言体”诗，受《诗境》的理论体系影响，在此后，形成了“年阿体”流派。

　　仓央嘉措为什么要学习写诗呢？是他的个人爱好吗？他从小就想做一个诗人吗？

　　不是的，这是传统，也是藏传佛教对僧人的要求。因为，它属于佛家“五明”中的“声明”，而且，在历史上，对《诗境》进行解释、注疏、评论的活佛，比仓央嘉措的学问大得不是一点半点，在他们面前，仓央嘉措如果自称诗人，是会被笑掉大牙的。

　　在西藏的历史上，活佛作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米拉日巴写了500多首诗，号称“十万道歌”，萨迦班智达的格言体诗歌，形成了《萨迦格言》，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非仓央嘉措可以比肩。而宗喀巴、五世喇嘛，都写过诗歌，诗作水平也远远超过仓央嘉措，可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诗人。

　　那么，凭什么认定仅仅写了根本无法认定的70首（左右）诗歌的仓央嘉措是诗人呢？

　　这要评价他的诗作的质量。

　　比如乾隆皇帝，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题字，几乎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二是写诗，据说一生写了四万多首，陆游加上杨万里也比不上他一人。但是，严格来说，乾隆的书法水平和文学水平，谈不上“名家”；而王勃诗作仅传世80余首，但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

　　仓央嘉措就是王勃一类的诗人。客观地说，他的文学天分不高，他的作品不多，但是，他的贡献大。这贡献，就是他的创作实践改变了藏族诗歌的文风。

　　前面说过，藏族诗歌有“道歌体”“格言体”和“年阿体”，在仓央嘉措的时代，是比较盛行“年阿体”的。这种诗歌的文风，有点类似于我们汉族地区的“文人诗”，写得很优美，而且像猜谜语一样用典故、写隐喻，这种文风肯定是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才能享受的，大多数没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而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平易近人，十分朴素，有点类似于民歌，这种文风是适于传诵，也适于更多的人创作的，它的贡献，就是将文艺从矫情的阳春白雪放归到朴素自然，将少数人享用的所谓高贵艺术归还给了自由创作的民间。

　　这才是仓央嘉措诗歌的意义，不管那70首（左右）的诗歌是不是完全由他创作，也不管这些诗是不是在传唱过程中经过民间“加工”，计较这些，只有学术价值，但不关艺术价值——而这，也正是我们出版这本诗集，并大胆地重新汉译的心理支撑，把诗歌还给民间，让它以艺术的名义存在。

　　但是，以艺术之名存在，其基础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对仓央嘉措的客观评价，而且，由着这评价，不要再继续歪曲其诗歌的内容。内容和艺术性，永远不能混杂在一起。

　　确实要感谢这70首（左右）诗歌，正是它们，让我们对这位活佛产生了兴趣。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兴趣不在诗人，不在诗歌的艺术，而在诗歌传达的内容，或者说是他们希望理解的内容——。

　　就好像很少有人沉下心来研究《钗头凤》的艺术性，但绝少不了有更多的人八卦陆游和唐婉的爱情一样。

　　这才是这些诗歌流传的真相，也才是《信徒》张冠李戴的真相——将一位地位尊崇的活佛与联系起来，进而津津乐道，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心理，哪怕这种心理的基调是颠倒黑白。

　　所以，关于仓央嘉措的真实生平，是要有一个解释的必要了，他是不是一个浪子，是不是半夜溜出去私会情人，直接关系到他们如何理解诗作中貌似“”的内容。